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到过攀枝花

于德星/文

 

根据史料记载，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到过攀枝花，并留有相关文字，这对推动攀枝花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良好的作用。

——题记

 

司马迁为太史令司马谈之子，字子长，西汉夏阳人（今陕西韩城）。《汉书·司马迁列传》称其“年十岁则诵古文，二十而游江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嶷，浮沅湘，北涉汶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夫子遗风，乡射邹峄，厄困蕃薛彭城，过梁楚以归。”经过这番广范围的游历考察返回后，汉武帝任其为郎中。此后，他又遇着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——随军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调查研究。

原来，在元朔元年（公元前122年），出使西域的张骞归来后，向汉武帝报告：“臣在大夏（今阿富汗境）时，见邛竹杖、蜀布。问：‘安得此’大夏国人曰：‘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（今印度）’身毒国在大夏西南可数千里……大夏去汉万二千里，居西南。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，有蜀物，此其去蜀不远矣。今使大夏，从羌中险，羌人恶之。少北，则为匈奴所得，从蜀宜径，又无寇。”（《汉书·张骞李广列传》）时汉武帝正北抗匈奴，扩疆西域，得知有此捷径，便急于开通，以便达己战略目的。于是，“因蜀、健为发问使，数道并出，出尨，出笮，出徙邛，出僰，皆各行一二千里。其北方闭氐笮，南方闭嶲、昆明。昆明之属无君长，善寇盗，辄杀略汉使，终莫得通。”

在此之前，汉曾多次采取招抚和发兵征讨的措施开拓“西南夷地区”，但仍然叛服不常，始终难以安定，现又扣捕或杀害探查道路的汉使，更引起汉武帝的愤怒。于是，汉武帝下决心要用武力打通这条国际通道。

元鼎五至六年（公元前112年至公元前111年），王国维《太史公行年考》作于元封元年，即公元前110年），汉军进行征战，司马迁也奉命随军。他在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中说自己“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蜀以南，南略邛、笮、昆明。”在《河渠书》中又说：“余西瞻蜀之岷山及离堆。”说明司马迁是从成都沿蜀身毒道北段西线即灵关道（亦称牦牛道），经今攀枝花境，渡金沙江而南下的。若不从此路，则难以符合他自己所说的“南略邛、笮、昆明”。

司马迁既不是统军将帅，也非披甲执戈之兵卒，而是随军而行，对征战地区和沿途各地民族风土人情开展人文调查研究的。“西南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；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，滇最大；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，邛都最大：此皆椎髻、耕田，有邑聚。其外，西自桐师以东，北至叶榆，名嵩、昆明，皆编发，随畜迁徙，无常处，无君长，地方可数千里。自嶲以东北，君长以什数徙、笮都最大，自笮以东北，冉尨最大：其俗或土著，或移徙，在蜀之西。自冉、尨以东北，君长以什数，白马最大，皆氐类也。”这是司马迁所著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的一个重要内容，可算是他往返经过今攀枝花地方随军采访的主要成果，这一成果为后代提供了最早的西南边区部族分布、经济、社会发展和风俗习惯的宝贵资料。

在司马迁完成任务返京后不久，其父司马谈病故。

之后，司马迁出任太史令，继承父志，继续修史。

再后来，司马迁因为李陵降匈奴案获罪下狱，遭受宫刑。释放后，为中书令，更发愤著书，成《史记》130卷，约52万余言。

《汉书》作者班固评《史记》曰：“自刘向、扬雄博极群书，皆称迁有良史之才，服其善序事理，辨而不华，质而不俚。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善，故谓之实录。”

自汉之后，历朝历代对司马迁均有好评，流誉至今未减。